近日，以“加快信用立法 推進法治進程”為主題的中宏信用沙龍（第三期）信用立法研討會召開。

　　研討會上，中宏觀察家、首都師范大學信用立法與信用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湘潭大學信用風險管理學院特聘教授石新中，深度剖析信息文明時代下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新特點，并從信用信息的概念界定、信用行為分級等維度對我國的信用立法進行了深入探討。

　　以下是石新中發言實錄：

　　信息文明時代下的“信用立法”

　　石新中

　　中國正處于從傳統農業文明跨過工業文明，逐步走向信息文明的新時代。在此歷史轉軌時期，由于既往的倫理失去了其相應的社會基礎，現有的相關法律對失信懲戒的力度不足，導致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各領域的誠信缺失日趨嚴重。社會各界已體認：只有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才是誠信治理的治本之策。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其本質是要重構信息時代社會各主體之間的信任與合作關系。在信息文明時代，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具有不同于人類社會既往歷史的新特點：

　　其一，信用已成為區別于法律和道德的人類社會新的調節機制。

　　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首先表現為各主體之間信任關系與合作模式的演進。人類合作模式演進的背后原因是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相比于既往的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人類日益邁進的信息文明具有不同于既往一切時代的新特點：在傳統社會，調節人類社會的規范主要是道德倫理和法律；在信息時代，除了道德倫理和法律之外，信用在調節人類社會各主體的關系中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因此，信息時代人類社會各主體之間的合作方式就不同于傳統的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

　　其二，我們在構建信息時代的信任關系及合作模式時必須基于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及民族心理。

　　在農業文明時代，中華文明曾長期居于世界前列。但近代以來，我們各項制度的變革更多的是學習甚至照搬西方已有的文明成果。信息時代的到來，不只對中國來說是全新的挑戰，對西方各國也同樣如此。西方可供我們學習或模仿的現成的東西甚少。多數西方國家抗疫的失敗也反映了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社會價值觀在諸多方面的不足。眾所周知，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歷史演進迥然不同，從秦到清長達2000多年的君主集權社會是西方從未存在過的社會形態。這也是中華民族心理與中國社會治理模式迥異于西方的根源所在。因此，我們在構建信息時代的信任關系模式時既要學習西方工業文明時期形成的有益經驗，同時更不能忽視中國在農業文明時期形成的迄今仍有重要價值的思想成果。

　　其三，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構建必須適應于當今信息時代的新特點。

　　在信息文明時代，信息已逐步成為人類社會生產中最重要的資源，信用將成為一種新的資本形態，信用信息也會逐步成為全社會最有價值、全社會最為關注的信息。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將會對信用主體的信用狀況作出更為準確的分析與判斷。與此同時，信息一旦被相關主體采集就脫離了信息主體的控制，如何保障信用主體的個人隱私權及其對信用信息的知情權、控制權、異議權和有效利用的權利就成為信息文明時代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未來的信用立法應該為新時代可能出現的“數字鴻溝”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信用立法的框架

　　信用立法是社會信用體系有效運轉的法律保障。社會信用體系由以下四個部分組成：信用信息合理披露機制、信用產品供求機制、信用獎懲機制和信用修復機制。因此，未來信用立法的主要內容就應由保障這四個機制有效運轉的基本規則組成。故，信用立法的主要框架應是：總則、信用信息合理披露（含信用的概念、信用信息的內涵及外延、判斷失信、守信的標準、信用的合理分級等）、信用服務機構及其規范、信用獎懲、信用修復、法律責任等。關于信用主體的權益保障，可以把其相關內容融合到信用信息合理披露、信用產品供給、信用獎懲和信用修復的有關章節之中。

　　信用立法應規范的內容

　　中國的信用立法主要是為解決當前中國社會的誠信缺失問題。在社會信用體系構建的過程中，司法公信和政務誠信是社會信用體系構建的關鍵和基礎，也是誠信缺失需要優先治理的領域。因此，在未來的信用立法中，應設置專章或專節對司法公信和政務誠信進行規范。目前在各省（市、自治區）的信用條例中，多是把政務誠信和司法公信放在了“社會信用環境”一章中。這種安排可能會不利于突出司法公信和政務誠信的重要意義。

　　因此，未來的信用立法其規范的內容應是包括司法公信、政務誠信和商務誠信等在內的所有領域。當然，司法公信和政務誠信有區別于商務誠信的諸多特點，對于失信主體的規制（或守信主體的激勵）不能照搬對于一般企業的信用制約（或信用激勵）措施。

　　信用、信用信息的概念界定

　　《上海市社會信用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社會信用,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以下統稱信息主體），在社會和經濟活動中遵守法定義務或者履行約定義務的狀態。本條例所稱社會信用信息，是指可用以識別、分析、判斷信息主體守法、履約狀況的客觀數據和資料。”

　　這個定義后來被其他多個省市的信用條例所沿用。從此定義可以看出，信用包括兩個方面的行為表現：履行法定義務和履行約定義務。通常可以理解為信用主體守法、履約兩個方面的表現，而履約通常會被多數人理解為信用主體履行各類合同的行為。

　　但實際上，由于中國現有法律的局限，很多應該被法律規范的道德倫理并沒有上升到法律的層面，當信用主體違背這些倫理規范時，相關法律無法對此進行規制，社會多數人認為應把此類行為列入信用規制的范圍。因此，建議對信用信息的定義可作如下規定：本法所稱信用信息，是指可以用于識別、分析、判斷信用主體信用狀況的客觀數據和資料，包括信用主體在守法、履約、遵守社會基本道德等方面的表現。

　　對信用行為的分級

　　目前有的信用規范把失信行為分為兩個層次，如：失信名單分為重點關注名單和嚴重違法失信名單；也有的把失信行為分為三個層次，如《南京市社會信用條例》把失信行為分為輕微偶發失信行為、一般失信行為、嚴重失信行為，并分別規定了相應的制約措施。對失信行為進行分級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過去一段時間，部分地區和行業在推進信用建設中，對一些不太嚴重的失信行為采取了較嚴格的制約措施，引起了社會的廣泛爭議。

　　中國在目前的信用建設實踐中，既存在對較輕失信行為懲戒較重的情形，也同時存在對較重的失信行為懲戒力度不足的情形。因此，建議對失信行為可以分為四個層次：輕微失信行為、一般失信行為、嚴重失信行為、特別嚴重失信行為。對于特別嚴重失信行為，其失信信息應終身保存，并不得信用修復。

　　當然，對于守信行為也應進行相應的層次區別，并對其設置不同的激勵措施。

　　  信用法的立法位階及其與其他法律之間的關系

　　前已述及，在人類社會進入信息文明時代之后，信用已成為調節人們行為的新機制。信用這一新的調節機制既與傳統的法律、道德兩種調節機制相關，又與它們有一定的區別。因此，在立法的位階上，信用法應當是僅次于憲法的、維護社會信任關系的基本法。它與《民法典》《刑法》等法律應處于同一位階。在《信用法》頒布之后，其他法律中如有《信用法》基本理念相沖突的條款，都應歸于無效或重新解釋。